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通過了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十三五”發展規劃，要求瞄準全球科技前沿，聚焦產業升級、民生改善、生態治理等重大需求，強化資源集成和協同創新，動員社會資本等各方力量參與，加快推進集成電路、新藥創制等重大專項。此外，李克強還指出要開展5G關鍵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推動信息技術更好服務經濟升級和民生改善。那么，5G通信技術還存在哪些問題，在產業扶持中政府又應該注意什么呢?

　　現在討論5G標準花落誰家為時尚早

　　在2014年，國內剛剛用上4G，不久后，5G通信又映入人們眼簾，5G通信顧名思義是第五代通信技術，具有連續廣域覆蓋、熱點高容量、低功耗大連接、低時延高可靠四大特點。

　　連續廣域覆蓋能夠實現在偏遠山區、地下車庫、高速移動狀態下，以保證用戶的移動性和業務連續性為目標，為用戶提供100Mbps以上的高速業務體驗。

　　熱點高容量指的是在人口密集區為用戶提供1Gbps用戶體驗速率和10Gbps峰值速率;在流量熱點區域，可實現每平方公里數十Tbps的流量密度。

　　低功耗大連接能保證終端的超低功耗和超低成本的前提下，面向智慧城市、環境監測、智能農業、森林防火等以傳感和數據采集為目標的應用場景，提供具備超千億網絡連接的支持能力，滿足100萬/km2連接數密度指標要求。

　　低時延高可靠主要面向車聯網、工業控制等垂直行業的特殊應用需求，為用戶提供毫秒級的端到端時延和接近100%的業務可靠性保證。

　　不久前，中國華為公司主推的Polar Code(極化碼)方案，成為5G控制信道eMBB場景編碼方案。消息一出，在網絡上就炸開了鍋，甚至有媒體用“華為碾壓高通，拿下5G時代”來形容這次勝利。然而媒體這種報道既不符合客觀實際，也有把eMBB場景短碼的控制信道的標準制定權等同于5G標準的嫌疑。

　　實際上，核心專利是由幾個體系來組成的，高通在3G時代掌握擁有軟切換和功率控制兩大核心專利以及兩千項外圍專利，才具備了征收“高通稅”的技術資本。要想在5G時代擁有一定話語權，僅有eMBB場景編碼方案短碼控制信道的標準制定權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在多址技術、多天線技術、射頻調制解調、軟頻率復用、編碼等方面都要有一定話語權。

　　目前，5G標準制定權之爭才剛剛開始，而且還存在不少技術障礙。

　　據業內人士分析，“現在要實現藍圖中所設想的5G，在技術上是有一定困難的，而且也沒有特別大的技術突破……現在一些比較流行的5G技術，有的是一些假的技術，或者是一些不是很成熟的技術，有的技術在實驗室能夠實現，但商用起來就存在很大的問題……這是目前5G技術上一個普遍的現狀……出現假的技術這并不奇怪，做研究的人為了分政府的撥款，總會找一些名目來套錢，就必須編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而企業和科研人員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把一些垃圾專利想方設法往標準專利里塞……在研究中難免選錯技術發展方向，比如現在多址NONA這個技術，從理論上證明這個大的方向是存在問題的，但幾乎所有公司在這方面投入了大把大把的財力和人力，已經到騎虎難下的地步……”也正是因此，有觀點認為，現在所謂的5G其實是4.5G。

　　在發展規劃上，國際電聯的計劃是2015年將完成5G國際標準前期研究，2016年將開展5G技術性能需求和評估方法研究，2017年年底將啟動5G候選方案征集，2020年年底完成標準制定。而根據工信部、中國IMT-2020(5G)推進組的工作部署以及三大運營商的5G商用計劃，中國將于2017年展開5G網絡第二階段測試，2018年進行大規模試驗組網，并在此基礎上于2019年啟動5G網絡建設，最快到2020年啟動5G商用網絡。

　　在技術研發上，國內整合了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移動、中國電信、華為、中興、大唐等公司和科研機構攜手開發5G通信技術，而在最近一次eMBB場景編碼方案的爭奪中，來自海峽兩岸的華為、中興、大唐、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聯想、小米、VIVO、OPPO、酷派、阿里巴巴、展訊、中國移動研究院、信威通信、宏碁、聯發科、臺灣國立大學等公司、科研機構全部集體抱團，這背后未必沒有中國政府的組織協調的因素。至于中國通信產業能在5G時代處于怎樣的地位，在很多技術尚且不成熟，或者存在一些障礙的情況下，現在就言之鑿鑿5G標準花落誰家，未免過于草率。

　　國家政策是后發工業國趕超的有效途徑

　　盡管5G標準的確定尚早，但李克強總理在會上專門提到5G研發和產業化，說明了國家研究產業政策的前瞻性和遠見。

　　對于國家是否應該出臺產業政策，張維迎就曾炮轟產業政策，認為產業政策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并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但如果回顧歷史，科學合理的計劃經濟和產業政策是工業后發國發展本國產業的正確途徑，也是目前被證明唯一有效手段——英國、法國、德國、美國、蘇聯無一例外是借助國家力量和政策發展工業的典范。

　　英國曾經通過《航海法案》、《羊毛法案》，以及立法對禁止進口印度紡織品的方式扶持本國相對落后的制造業發展。拿破侖以武力使歐洲各國臣服后，禁止歐洲各國與英國貿易，將歐洲大陸作為法國制造業的原材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地。德國曾經搞過關稅同盟把英國、法國的工業品擋在國門之外。

　　美國也是靠高關稅和對歐洲工業品肆無忌憚的山寨——1793年，美國專利法案經過修改后，申請人僅為美國公民，從美國第一部專利法公布到1835年，美國頒發的9225項專利中，沒有一項是授予外國人的，這些技術中相當大部分源自對歐洲技術的山寨。

　　至于蘇聯，更是將政府主導的優勢發揮到淋漓盡致，通過計劃經濟將一個扶木犁的農業國用20多年時間迅速脫變為擁有核武器的工業強國，并讓西方世界在之后的半個世紀時間里為之顫栗。

　　從實踐上看，產業政策是必須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如何落實。中國對新能源車給予補貼并無不妥，實際上，這是全球政府引導新興產業的通行做法，早在2005年，美國出臺的能源政策法案通過了對混合動力汽車的稅額抵免政策。在2008年，美國能源部更是直接撥款3000萬美元資助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通用電氣公司進行新能源汽車的研究。因此，新能源汽車補貼不是問題，問題在于騙補，而騙補事件本質上說是商人趨利思想下不擇手段的產物，當下應該做的，并非否定產業政策，而是思考產業政策應該如何去落實。